非文学媒体对文学的侵入和汲取搭配

“非文学媒体”对文学的侵入和汲取，导致传统文学媒体向“泛文学”“亚文学”化的“文化媒体”转型，这使散文成为新世纪最活跃的文学文类，同时散文也成为改造传统文学期刊最有力的力量

全媒体时代，必须重新审视文学和传媒之间的关系，意识到文学是在传媒之中。文学在传媒之中，首先的一个进步是像《青年文学》在上世纪末所觉悟到的：“文学活动的主体部分在于文学刊物，文学刊物本身就是一种主体行为。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汇编，也不仅仅是发表多少部好的作品，关键在于它是一个综合性文本，是一种文化传媒。”仅仅意识到文学刊物是“文化传媒”还是不够，应该进而明了作为“文化传媒”的文学刊物是存在于整个大的传媒生态中。基于这样的前提，文学在这个时代，积极的姿态应该是不断被传媒改造，同时也改造着传媒，从而在新传媒里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新世纪媒体新变，“非文学媒体”对文学的侵入和汲取，导致传统文学媒体向“泛文学”“亚文学”化的“文化媒体”转型。这充分激发了散文探索性、生长性的文类潜能，使得散文成为新世纪最活跃的文学文类，同时散文也成为改造传统文学期刊最有力的力量。陈庆港的《十四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王小妮的《上课记》、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冬牧场》、郑小琼的《女工记》、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丁燕的《工厂女孩》，还有夏榆、桑麻、塞壬、雷平阳等人的作品，不是传统的“”加“文学”的所谓报告文学，而是融合了个人经验，有着强烈的问题意确保村级阵地建设进一步加强。 3、全面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进一步落实“一定三有”、“一清四议两公开” 、“一制三化”机制识和独立思考的面向，这些作者也不耽于书斋，而是有一种强烈的参与现实、介入现实的行动意识。这种写作现象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前几年的“作家走黄河”、这两年的“原生态散文”“在场散文”，以及更早时候《钟山》《上海文学》《青年文学》《作家》《收获》《花城》等都曾倡导过的各种形式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所针对的是当下的中国问题和中国文学问题，我甚至认为，在《人民文学》2010年岁末的“人民大地自己房屋本就破旧·行动者”写作计划的推波助澜之下，“非虚构写作”才成为一种切实明晰的文学态度。

文学在新的传媒生态中不仅仅是做加法，获得新的生长空间，也可能会出让传统中属于自己的地盘。

文学媒体的变革在上个世纪末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中也发生过。这中间，变革而以新面目呈现且延续至今的大概只有《天涯》和《作家》。值得一提的是，以《天南》《独唱团》《大方》《文艺风赏》和《信睿》《超好看》等为代表的文学新媒体变革对文学影响很大。虽然这些文学新媒体大多没有坚持下来，但和传统的文学媒体不同，这些文学新媒体不再坚持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这样的按文类划分单元的传统格局，而是在“大文学”“泛文学”的“跨界”“越界”观念左右下重建文学和它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由于短篇小说长度适宜，除了发行一期即告停刊的《独唱团》和以长篇类型小说为目标的《超好看》，其他几本刊物在小说文类中无一例外地舍弃了中长篇小说而偏向短篇小说，且从一开始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全球短篇小说动态。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第一期发表了香港作家黄碧云的《末日宾馆》等，第二期刊登了太宰治《Goodbye》、钦努阿·阿契贝《战地女郎》、大卫·康斯坦丁《米德兰的下午茶》、董启章《与作》、陈雪《沙之书》等短篇小说。从《SOHO小报》变身过来的《信睿》的“短篇”则有奥利维耶·亚当、虹影、骆以军、周伶芬、柴纳·米耶维等人的短篇小说亮相。值得一提的是《文艺风赏》和《天南》对于短篇小说和刊物整体构思的自觉规划和塑造。《文艺风赏》力推的是“封面故事”的命题写作，而《天南》则有意强调组织而来的短篇小说相对一致性的主题以及与每期“特别策划”的互动和对话。需要指出的，在强劲的资本和市场运作中，这些变革中的文学新媒体无一例外成为畅销读物，这不仅为在电视剧和长篇小说合力夹击下的步履维艰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也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短篇小说淡出报纸副刊后在大众传媒中的空白。

（实习：白俊贤）